* 原载《北京社会科学》1992年第4期，第101-106页。
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是共时性的，而不是历时性的。这在农业自然经济的社会里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和自然界保持原始的统一，但是一旦进入工业社会就立刻显出它的局限性了。
这两种超越实际上属于同一种思维方式，都是以主客观分离、人与自然的对立为出发点。毫无疑问，儒家思想文化是人文主义的，也是人本主义的。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心性之学，不仅理学如此，而且儒家一贯如此。这一学说，经过孟子心即性、性即仁的心性合一论的论证，把人的情感心理和意志行为提升为人的内在的超越的道德本性，从而得到了理论上的确认。这种平等以等级关系为前提，实际上并不平等。
这说明，作为人的本质规定的仁，是以道德伦理为核心的。第二，科学技术的成果并没有得到实际运用（农、医、天文之类除外），也没有产生实际效果，只有当它冲破儒家思想文化圈，进入一个新的文化背景，才真正发生了实际作用。其诚也感于乾坤，其明也配乎日月。
其变化微妙而不测，故谓之神。[8] 这里时间观念是重要的，事物发展离不开时间，到一定时间就要发生交感，有了交感，便能相通，感通是事物发展的重要形式。《易传》和《中庸》是儒家哲学的两部重要著作，二者结合起来，就成为理学家天人哲学的重要理论来源。王弼以道家思想解易，以无为世界和人的本体，无是绝对超越的存在，不可以言称，故又提出得意忘象、得象忘言的学说，以直觉体悟为进入本体境界的主要方法。
[6] 诚性是真实的本体存在，是本。他很重视体会和运用这一精神，并以此治理社会。
[13] 他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，分析了各种矛盾，得出必须实行改革的结论。……莫不广生之谓化，妙用之谓神。乾阳的刚健之象，可以表现自然界的生生不息和富有日新，乾阳的纯粹之象，可以表现人类的自强不息和进取精神，这被认为是易道的精神之所在。在这里，他接受了孟子和《中庸》的思想，把诚和明说成是心的两个方面，前者是存在范畴，指人性。
当现存体制阻碍社会前进时，就要进行彻底变革，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，这是他的易学思想的重要内容。这种认识不是单纯的对象认识，而是自我超越的本体认知或存在认知。晁公武《读书志》曾说，范仲淹为学明经术，有康济之志，作文章尤以传道为任，他的易学文章和作品，就是传道之作。《宋元学案》的作者说，范仲淹泛通六经，尤长于易，这是完全正确的。
这也就是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的意思。要破除佛学，必须从复兴儒学开始，要复兴儒学，则必须从《周易》开始。
《周易·彖传》有天地革而四时成，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说法，表现了《易传》的变革思想，范仲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这一思想，公开提出：天下无道，圣人革之以反常之权[14]，把革故鼎新看成是一条重要的历史规律。他并不否定象数的作用，但又不拘泥于象数。
这就使当时的儒学复兴运动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目的。[8]《易义》，《范文正公文集》卷五。诚是天人合一的本体范畴，也就是心的本然状态，明是心的认识功能。这一点正是儒家易学的突出特点。他从宇宙论进到人性论，通过人的认识和实践，实现人与自然合一的理想境界，体现了儒家哲学的思维特征。视其体则归于无物，得其理则谓之圣人。
阴阳不接而天地睽，日月不接则昼夜睽，礼义不接则男女睽，君臣不接则上下睽，情类不接则万物睽，但睽之时义不可持久，到了一定时候，就要合睽以成其化[10]，因为睽之中有相合相济之理，故合睽则能引起正面的变化。范仲淹易学思想的明确特点，改变了汉唐以来的象数学与注释学，着重于阐发义理，也就是以义理解易。
[3]《易义》，见《范文正公文集》卷五。通幽洞微，极万物盛衰之变。
从以上简单分析不难看出，范仲淹的易学思想主要是讲天人关系问题的，这正是儒家哲学，特别是理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。至于他所阐发的改革和变革思想，则体现了中国哲学中的创造精神，具有时代的现实意义。
[15]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二九。阴进而阳降，上下交感之时也。从理论上说，他继承了王弼的易学传统，也为胡瑗、程颐的易学搭建了桥梁。这种思维方式，也正是理学的思维方式。
自诚而明，是由至诚之性发而为明德，自明而诚则是经过自我认识，返回到至诚之性。但这种变化和作用虽然微妙无穷，却又不是不可推测、不可预知，因为它有变中之常、事中之理。
[1]《玄经原旨发挥》，见《道藏》第二十一册，第16782页。心是标示主体性的重要范畴，中国传统哲学从来没有把心仅仅看作是认识主体，而是看作意识存在与知觉作用的统一，这一点在范仲淹的思想中得到了发展。
[7] 神化是说明自然界自己运动、自己变化的两个重要概念，也是说明天人关系的两个概念。他由此提出下者上之本，本固则邦宁[11]的命题，发展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民本主义学说，要统治者重视人民的利益，重视人民的要求。
它不是现象本身，而是隐藏在事物内部，只有通幽洞微、钩深致远的穷神知化功夫，才能把握。[5]《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》，《范文正公文集》卷六。范仲淹实行的改革并没有成功，但他的这些思想却给后人以极大的启迪。但它又是在时间和空间里进行的，因而必须考量时空的因素。
《易传》是讲变化之道的书，天人会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思其道以变而通之，即适应时、位的变化，实行改革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他的学说为理学的形成准备了条件，他所提出的问题，具有理学的一般性质。
在他看来，易本来无体，其形而上之道便是无体之体，这无体之体却又在现实事物中表现出来，不离现象而存在。[13]《上执政书》，《范文正公文集》卷八。
应该说，这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学说。为此，他主张穷究宇宙的变化之道，以明社会发展之理。
